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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尔基因参与蛋白降解技术公司Cleave的3700万B轮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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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尔基因参与蛋白降解技术公司Cleave的3700万B轮融资

今天美国生物技术公司Cleave宣布获得3700万美元的B轮融资,新投资者包括赛尔基因、Nexttech、Arcus等。Cleave将用此资助完成其蛋白降解抑制剂CB5083的两个一期临床试验。这两个试验分别是针对血液肿瘤和实体瘤。如果成功这将是第一个用于实体瘤的蛋白降解阻断剂。

CB5083是第一个进入临床试验的P97(也叫VCP)抑制剂。P97是一个ATP水解酶,利用水解ATP的能量降解细胞内蛋白。有些可以杀死肿瘤细胞的蛋白因降解过快而失去功能,所以抑制这类蛋白的降解可以杀死肿瘤细胞。另外抑制p97可以导致蛋白在细胞内蓄积,引起细胞死亡。P97是细胞内表达最多的蛋白之一,所以抑制p97可能干扰很多正常细胞功能。治疗窗口是个靶点相关难题。

抑制蛋白降解已经有几个药物,如武田的Velcade和安进的Kyprolis。但这两个药物只在多发性骨髓瘤(MM)等少数血液肿瘤有效。CB5083据说对实体瘤也可能有效,但现在这个药物还在临床一期,所以是否能在实体瘤有一定治疗窗口现在还无法知道。多发性骨髓瘤虽然也可能很致命,但最近连续批准多个药物,CB5083在这个适应症市场前景有限。虽然赛尔基因是MM市场竞争的主要参与者,这次投资Cleave估计主要是看重其实体瘤潜力。

CB5083由加州理工大学的一个科研小组发现。这个项目起源于几年前NIH的一个叫做分子探针的联合项目。这是NIH roadmap的一部分,美国有几所大学参与设计合成了几十万个化合物,然后发现了新靶点的科研小组可以筛选这些化合物。找到苗头化合物后会做一些简单的优化,如果最终化合物具有一定的活性、选择性、和基本成药性质,这个化合物就可以被叫做针对这个新靶点的分子探针。NIH会公布有关这类探针的鉴定数据,供所有科研机构研究这些新靶点的生物功能。Cleave是这个项目的延伸,成立于2011年,曾经入选2015年Fiercebiotech 15。

赛尔基因过去两年花了32亿美元收购了大量早期项目,今天这个投资延续了他们这个投资模式。这可以看作是外包的一种形式。和很多其它制药公司临时抱佛脚的收购不同,赛尔基因关注于长线投资。这种模式可以以较小投入在较大生物空间占有一席之地,也有更多的选择余地,当然对眼光也有更高要求。早期投入注定要有很多失败,今天赛尔基因放弃了对其2012年投资支持的Acetylon收购权。由于现在没人能准确预测10年以后的重磅药物(5年前还没几个人认为PD-1抗体能有多大市场),这种多元化投资是成功率较高的一种模式。(生物谷 Bio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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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生物医药产业协同创新峰会:人用疫苗&抗体

会议时间:2016.08.25-2016.08.26     会议地点:上海

会议详情: http://www.bioon.com/z/2016VA/

MeiraGTx公司A004基因治疗视网膜色素变性被授予孤儿药认定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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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iraGTx是一家位于纽约和英国的基因治疗公司,今天宣布,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已授予其专有的AAV介导基因治疗产品候选药物的孤儿药认定资格(ODD),其中包含色素性视网膜炎GTP酶调节剂基因治疗X连锁色素性视网膜炎(XLRP)。

MeiraGTx公司A004基因治疗视网膜色素变性被授予孤儿药认定资格

视网膜色素变性(RP)是遗传性失明的最常见形式之一,具有三种一般遗传模式:常染色体显性遗传,常染色体隐性遗传和X连锁。超过70%的XLRP和高达20%的所有RP病例由RPGR基因中的突变引起。由RPGR(RPGR-XLRP)突变引起的XLRP的男性通常在其生命的第一个十年中具有夜盲症,随后其视野逐渐减少和视力丧失。到他们的第四个十年结束时,大多数患者是法定盲。

MeiraGTx已经开发了一种基因治疗产品,旨在将RPGR基因靶向感光细胞,以恢复RPGR-XLRP患者的视觉功能。 MeiraGTx将在2017年上半年在伦敦的Moorfields眼科医院启动这些患者的临床1/2期研究。

MeiraGTx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Alexandria Forbes博士说:“我们很高兴获得我们的XLRP基因治疗产品的孤儿药认定资格,它进一步验证了我们的眼部基因治疗管道的重要性。”

这标志着MeiraGTx管道中针对罕见遗传性视网膜病变的第三种基因治疗产品,获得来自FDA的孤儿药指定和欧洲***管理局(EMA)委员会孤儿医药产品(COMP)的孤儿药指定。 MeiraGTx先前已经从FDA和COMP获得治疗具有RPE65突变的Leber先天性黑蒙症以及由于CNGB3基因突变而导致的全色盲基因治疗产品候选药物的ODD。(生物谷Bioon.com)

“生命解码”到“基因编辑”:完美人类会诞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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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聪明、美丽……这些人人向往的优良品质,能够完美集成在一个人身上吗?在生命之初的胚胎阶段,基因编辑技术的运用,能够完善基因的表达和功能,减少先天性疾病、显现优质性状,甚至“完美人类”的诞生都有可能。

一些先锋科学家希望通过研究,在未来10年内合成一个完整的人类基因组。当然,涉及人类基因的研究必须经历严格的伦理审视。基因编辑技术目前不能逾越红线,用来制造“完美人类”。

新一轮方兴未艾的基因研究浪潮中,涌现不少中国面孔,中国“基因剪刀手”正在集体崛起。

人类将编写“生命天书”

什么技术,3次入围顶级学术刊物《科学》杂志评选的年度十大突破,更成为《科学》和《自然》杂志双双关注的焦点?

什么技术,兴起仅3年就风靡全球生物医学研究机构,成为人类可能改造自身的利器?

答案是:“基因剪刀”。

“基因剪刀”的正式学术名称是基因编辑技术。

众所周知,脱氧核糖核酸(DNA)是重要的遗传物质,它呈螺旋互绕的双链结构,在DNA链条上,一个具有某种功能的片段就是基因。基因编辑技术可以断开DNA链条,对其进行改动,然后重新连上,就像人们写作时编辑文字那样。由于对DNA链条有剪断操作,它又被形象地称为“基因剪刀”。

基因组常被称作是“生命天书”。1990年至2003年,美英法德日中六国科学家共同实施了“人类基因组计划”,推动了基因测序技术发展,掌握了阅读“生命天书”的能力。

“基因剪刀”的出现,使得科学家们可以编写“生命天书”。

今年6月,全球25名基因研究领域的科学家联名在《科学》杂志上宣布,今年内将启动“人类基因组编写计划”,目标包括在10年内合成一个完整的人类基因组。

“我们希望更好地了解人类基因组,并推动基因编辑和合成技术的发展。”30岁的中国学者杨璐菡对新华社记者说。她是“人类基因组编写计划”最年轻的发起人之一,目前在哈佛大学从事基因研究。

全球最流行的“基因剪刀”是2013年兴起的CRISPR-Cas9技术,主要发明者之一是出生在石家庄的美籍华人科学家张峰。

“生命解码”到“基因编辑”:完美人类会诞生吗

中国基因研究从追随到领先

今年8月,中国科学家将在全球首次利用CRISPR-Cas9技术进行人体临床试验。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教授卢铀领导的团队将用这一技术改造免疫细胞,并注射入病人体内,以治疗非小细胞肺癌。

在全球首次运用“基因剪刀”修改人类胚胎基因的,也是一位年轻的中国科学家。2015年,中山大学八零后科学家黄军就利用这一技术修改人类胚胎中可能导致β型地中海贫血的基因。黄军就也因此被《自然》杂志列入全球十大科技人物。

另一位因为运用“基因剪刀”而获得《自然》杂志奖项的中国科学家是高彩霞。她是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的植物生物学家,她与实验室同事在全球率先在农作物,特别是小麦和水稻上成功使用了这项简洁的革命性基因编辑技术。

以“人类基因组计划”为代表的上一轮基因研究浪潮中,中国科学家处于追随的位置。这是因为主要基因测序工具都是国外科学家发明的,而中国科学家承担的工作量只占整个计划的百分之一。

今天,许多在中国完成的基因编辑工作具有开创性。黄军就对人类胚胎基因的编辑是世界首次,且在国内完成。

高彩霞则在中国解决了小麦基因编辑的全球性难题。小麦的基因工程以高难度着称,部分原因是许多小麦品种都是六倍体。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植物生物学家丹尼尔·沃伊塔斯说,高彩霞被公认为是“全球优秀小麦基因工程专家”。

“中国在基因编辑领域的发展,与分子生物学的学科发展密切有关,也离不开国家科研投入的增长。”北京大学理学部主任、生物学家饶毅对新华社记者说。

“改革开放后,我国迎来科学复苏,正好赶上分子生物学技术发展的一个高峰,我国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引进分子生物学技术,打下了较好的学科基础。新一轮高峰到来时,中国很容易跟上学习、应用,一些用心的科研人员做出国际一流的成果也不足为奇。”饶毅说。

近年来中国科研投入不断增加,也培育了一批熟悉分子生物学的人才。高彩霞是60后,黄军就和杨璐菡是80后。

生命完善的新蓝图和新伦理

“基因剪刀手”们将把我们带向何处?未来的生活会有多大改变?这也是普通百姓关心的实际问题。

从近期来看,基因编辑技术可促进相关医疗领域的发展,将为治疗疾病开辟新的途径。例如黄军就的研究成果为治疗一种在中国南方儿童中常见的遗传疾病——地中海贫血症提供了可能,而卢铀将开展的临床试验是试图通过修改免疫细胞的基因来达到治疗肺癌的目的。

目前,全球具有器官移植需求的病人不在少数,而捐献的器官数量有限。异种器官移植也被“人类基因组编写计划”列为6个先导项目之一。

科学家们正在研究如何用猪培育可供移植的器官。目前的技术障碍之一是猪体内存在一些有害基因,可能给人类带来新的疾病。2015年,杨璐菡等科学家使用基因编辑技术,去除了猪基因组中62个有害基因,扫清了猪器官用于人体移植的一大障碍。

“我们通过编辑基因组更好地了解我们的生命密码,指导我们预防、治疗疾病。”杨璐菡说。

从远期来看,基因编辑技术可能开启一个现在无法想象的全新世界。最典型、也是最受质疑的就是关于创造生命或创造人类的问题。

早在2010年,美国基因组研究先驱克雷格·文特尔等人就曾合成一个包含约100万个碱基对的细菌基因组,并将其移植到细菌体内工作。这是在全球首次制造合成生命,引起科学界轰动。

“人类基因组编写计划”的目标之一是合成一个完整人类基因组。人类基因组有约30亿个碱基对,合成难度很大。

需要说明的是,“人类基因组编写计划”只是提出合成人类基因组,并不涉及胚胎,没有提议在基因组基础上制造所谓的“无父母婴儿”。尽管如此,仍然多有伦理方面的质疑。涉及人类基因的研究必然要经历严格的伦理审视。

2015年底,中美英等多国科学家和伦理学家在华盛顿举行“人类基因编辑国际峰会”。会后声明划出的红线是,禁止出于生殖目的而使用基因编辑技术改变人类胚胎或生殖细胞。这意味着,用“基因剪刀”帮助自己治病可以,但不能用它来制造完美的下一代。

“人类基因编辑国际峰会”的参与者也达成共识,认为“对生殖细胞编辑的临床使用应定期评估”。

“基因革命有两波热潮,第一个浪潮是读基因,也就是基因测序;第二波是编辑基因组,”杨璐菡对新华社记者说,“从科技发展的角度来说,‘基因剪刀’只是基因修改技术的开始,我们在工具的性能和应用上还有很大想象空间。”(生物谷Bioon.com)

柳叶刀重磅:基因检测终于将放疗也带入了精准医疗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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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治疗目前正在逐渐进入一个“精准”的时代,基因检测、免疫治疗的研究层出不穷。但是精准治疗的概念却很少体现在传统的治疗手段比如说放疗上,我们对放疗的印象总是“无差别攻击”,认为放疗“弊大于利”的人也不在少数。

柳叶刀重磅:基因检测终于将放疗也带入了精准医疗时代

Jacques Bernier博士

但其实早在2004年,来自瑞士的Jacques Bernier博士和他的同事在《自然癌症综述》(《Nature Review Cancer》)杂志上发表文章,他们认为“放射肿瘤学的发展现在正处在一个转折点上,我们需要改善技术,用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学的眼光来看待,更准确地去‘瞄准目标’。”[1]

十几年后的今天,一群来自莫菲特癌症中心(Moffitt Cancer Center)的科学家在《柳叶刀 肿瘤学》杂志上发表了研究,他们开发了一种新的基因组学模型,可以让放疗也变得“个性化”[2]

在前期,研究的通讯作者Javier F. Torres-Roca博士带领一组研究人员开发了一个基于基因的放射敏感度指数(RSI),首先要对10个特殊基因(AR,c-Jun, STAT1,PKC-beta,RelA,cABL,SUMO1,PAK2,HDAC1,和IRF1)的表达水平进行检测,然后通过数学公式得到一个值,代表肿瘤对放疗的敏感度。

柳叶刀重磅:基因检测终于将放疗也带入了精准医疗时代

Javier F. Torres-Roca博士

研究人员在直肠癌、食道癌、乳腺癌、头颈癌、胶质母细胞瘤、胰腺癌和转移性结直肠癌患者体内进行了验证。他们发现,果然RSI高的患者放疗效果明显较好。因此,研究人员确定,他们下一步的工作就是用这个结果再推导出可以量化“放射治疗效果”的模型。

研究人员利用RSI值、线性二次数学模型以及标准放疗剂量和样本中每个患者接受放疗的时间和剂量推导出了以基因组为基础的放疗剂量调整模型(A genome-based model for adjusting radiotherapy dose,GARD),它可以预测放射疗法的疗效,并指导放射剂量以匹配个体的肿瘤放射敏感性。GARD的值越高,放疗的疗效则越好。

他们从TCC样本库(Total Cancer Care protocol)中调用了来自20个肿瘤位点的8271个临床样本,TCC样本库是从2006年开始收录在各个机构接受治疗的每名癌症患者的肿瘤样本和临床治疗的各种数据,除了莫菲特癌症中心,还有17家机构共同参与。他们利用这些数据计算出了每个患者的GARD值,发现它们分布在1.66-172.4之间,这个范围是非常广泛的。

柳叶刀重磅:基因检测终于将放疗也带入了精准医疗时代

莫菲特癌症中心

8271个样本中,接受的放疗剂量分别为45Gy(2517人),60Gy(4877人)和70Gy及以上(877人)。根据这个剂量由低到高的人数和比例,研究人员将GARD值也分为了三个相应的“档次”,低档为0-30.40;中档为30.41-89.40;高档为89.41-100(GARD值超过100的有9人,归类在高档)。

柳叶刀重磅:基因检测终于将放疗也带入了精准医疗时代

图左下角标注为不同颜色代表的不同放疗剂量,A图中我们可以看到GARD值从低到高的彩色条带中,不同剂量的分布不是界限分明的,剂量与GARD值并不完全呈正比;B、C、D图分别为低中高GARD值中不同剂量的比例图左下角标注为不同颜色代表的不同放疗剂量,A图中我们可以看到GARD值从低到高的彩色条带中,不同剂量的分布不是界限分明的,剂量与GARD值并不完全呈正比;B、C、D图分别为低中高GARD值中不同剂量的比例

但是他们发现,这两组“分档”并没有完全的对应起来,数据显示,在放射剂量为45的小组里,患者的GARD值从3.03-56.34;剂量为60的小组里,GARD值为1.66-122.38,;在剂量为70的小组里,GARD值从9.73-172.4。这个结果提醒我们,放疗的效果是因人而异的,高的剂量不代表好的疗效,“中庸”的剂量或许对人体伤害小,但也不一定能带来好的治疗效果,成为最优选择。

而且不同类型癌症的GARD值范围也是不同的,例如,神经胶质瘤是很抗辐射的一类肿瘤,它占据了最低的GARD值,而宫颈癌和头颈癌则对放疗敏感度很高,相应的GARD值也很高。所以这也说明了,单纯使用RSI指数不能完整地代表治疗效果,我们需要结合肿瘤类型和基因检测的手段,也就是使用GARD指数,才能确定合适患者个人的放疗剂量。

期间,研究人员利用5个来自不同机构的临床肿瘤队列(Erasmus乳腺癌队列,263人;Karolinska 乳腺癌队列,77人;莫菲特肺癌队列,60人;莫菲特胰腺癌队列,40人和癌症基因图谱(The Cancer Genome Atlas,TGCA)胶质母细胞瘤队列,98人)的数据对GARD模型进行了验证,通过多变量Cox模型的分析,他们确定GARD值与临床结果是独立相关的,GARD模型可以用来作为对放疗效果的预测。

柳叶刀重磅:基因检测终于将放疗也带入了精准医疗时代

Erasmus乳腺癌患者5年无转移生存期对比图(绿色为高GARD值患者,紫色为低GARD值患者)Erasmus乳腺癌患者5年无转移生存期对比图(绿色为高GARD值患者,紫色为低GARD值患者)

他们还对五组数据中的一组,来自Erasmus的263名乳腺癌患者进行了放疗后的追踪,统计了他们5年无转移生存期的情况。在这部分患者中,GARD值大于等于38.9的属于高GARD值人群,小于的属于低GARD值人群,追踪结果说明,高GARD值人群的放疗效果的确更好,同样的时间内,患者的存活率相对较高。

Torres-Roca博士说,“我们在研究中看到,即使是同一种癌症,不同的患者的GARD值也是有很大差异的,这告诉我们,他们对放疗的敏感度存在差异,这表明了我们过去的放射疗法是有很大的改进空间和个性化空间的。”

对于这个研究成果,莫菲特癌症中心放射肿瘤学部门的主任Louis B. Harrison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认为,GARD模型是首次将基因检测与放疗剂量联系在一起,为研究人员和医生提供了一种安全可行的方法将放射肿瘤学“变得精准”。

今年的早些时候,就有研究人员将化疗与基因检测相结合(究竟要不要化疗?基因检测正在悄然改变癌症诊疗流程丨奇点实力派)。现在,“癌症传统治疗两大巨头”的另外一个,放疗,也开始借助基因检测来改变自己了。我们可以预见到,未来在癌症的治疗中,我们或许可以先通过基因检测来预测治疗方案的成效如何,再从中选择疗效好、伤害小的方案,更好地实现癌症治疗的“个性化”。

一个小小的ps:GARD模型的构建和验证涉及复杂的统计学算法,以及需要应用到一些分析软件,如果有特别感兴趣,想了解具体怎样推导,如何计算的朋友,可以搜索下面的参考文献[2],阅读原文。(生物谷Bioon.com)

参考文献:
[1] Bernier J, Hall EJ, Giaccia A. Radiation oncology: a century of achievements. Nat Rev Cancer 2004; 4: 737–47.
[2] Scott J G, Berglund A, Schell M J, et al. A genome-based model for adjusting radiotherapy dose (GARD): a retrospective, cohort-based study[J]. Lancet Oncol, 2015: 30648-9.

丙肝新药进展!艾伯维向美国FDA提交泛基因型丙肝鸡尾酒G/P上市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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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肝新药进展!艾伯维向美国FDA提交泛基因型丙肝鸡尾酒G/P上市申请

 

2016年12月20日讯 /生物谷BIOON/ –美国生物技术巨头艾伯维(AbbVie)近日宣布已向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提交了泛基因型丙肝鸡尾酒glecaprevir/pibrentasvir(G/P)的新药申请(NDA)。G/P(300mg/120mg)是一种泛基因型丙肝鸡尾酒,开发用于全部6种基因型丙肝的治疗;其中,glecaprevir(G)是一种NS3/4A蛋白酶抑制剂,pibrentasvir(P)则是一种NS5A抑制剂。如果获批,G/P将为无肝硬化的全部基因型丙肝患者群体提供一种8周、全口服、每日一次、无利巴韦林(RBV)的治疗方案。今年10月,FDA已授予G/P治疗既往接受直接作用抗病毒药物(DAAs,包括NS5A抑制剂和/或蛋白酶抑制剂)未治愈的基因型1丙肝的突破性药物资格。在欧盟监管方面,艾伯维已计划在2017年初提交G/P的上市许可申请(MAA)。

在III期临床研究中,G/P 8周治疗方案在横跨全部6种基因型(GT 1-6)无肝硬化丙肝患者群体中实现了非常高的病毒学治愈率(SVR12,完成治疗后12周的持续病毒学应答);在伴有代偿性肝硬化的患者中,G/P 12周治疗方案也取得了非常高的病毒学治愈率。另外,G/P在治疗性选择有限的患者群体中也取得了非常高的治愈率,包括伴有严重慢性肾脏病(CKD)的患者。在历史上难以治疗的患者群体中,包括以前接受直接抗病毒药物(DAAs)未治愈的丙肝患者,G/P 12周治疗方案也取得了非常高的持续病毒学应答。

G/P NDA的提交,是基于艾伯维G/P临床开发项目中8个注册研究的数据,该项目在27个国家超过2300例丙肝患者中开展,评估了G/P治疗全部6种基因型丙肝的疗效和安全性,包括既往未接受治疗(初治)和既往接受治疗(经治)患者群体,伴有代偿性肝硬化和无肝硬化的患者群体,临床上极具挑战性的难治性患者群体,如伴有严重慢性肾脏病的患者及既往接受过直接作用抗病毒药物(DAAs)未治愈的患者。

之前公布的数据显示,G/P 8周治疗方案在无肝硬化和初治基因型1-6丙肝患者群体中的病毒学治愈率(SVR12)达到了97.5%(n=693/711)。上月中旬在美国波士顿举行的美国肝病研究协会年会(AASLD 2016)上公布的数据显示,在伴有严重慢性肾脏病(CKD)的基因型1-6(GT 1-6)丙肝患者中,意向治疗(ITT)分析显示G/P 12周方案的病毒学治愈率达到了98%(n=102/104);修正后的意向治疗(mITT)分析显示G/P 12周方案的病毒学治愈率达到了100%(n=102/102)。mITT排除了因各种原因(病毒学失败除外)未能达到SVR的患者。安全性方面,大多数治疗相关不良事件为轻度或中度,最常报道的不良事件包括瘙痒、疲劳、恶心。经历严重不良事件的24%患者中,无一例被认为与G/P相关。4例(4%)严重不良事件导致G/P停药,1例在达到SVR4后因一次严重不良事件(脑内出血)死亡,均被认为与G/P无关。

此次公布的数据也是艾伯维G/P临床开发项目的最新数据,该数据显示,泛基因型丙肝鸡尾酒G/P针对全部6种基因型丙肝治疗疗效均很高,包括伴有严重慢性肾脏疾病(CKD)的患者群体,同时该疗效与患者之前接受的治疗方案或是否伴有代偿性肝硬化均无关。

慢性丙型肝炎(HCV)在伴有严重慢性肾脏疾病(CKD)的患者群体中很常见,在世界的一些区域甚至达到了80%。在美国,大约有50万人同时患有慢性丙型肝炎(HCV)和慢性肾脏疾病(CKD)。有些伴有严重CKD的丙肝患者,尤其是基因型2和基因型3(GT2,GT3)患者,目前没有可用的直接作用抗病毒(DAAs)药物。在这类患者中,在开发一种新的、安全有效的药物方面,仍存在着一个重要的未获满足的医疗需求。(基因宝jiyinba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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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出处:AbbVie Submits New Drug Application to U.S. FDA for its Investigational Regimen of Glecaprevir/Pibrentasvir (G/P) for the Treatment of All Major Genotypes of Chronic Hepatitis C

Oncogene:肿瘤抑制蛋白可通过结合DNA和RNA来控制基因表达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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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cogene:肿瘤抑制蛋白可通过结合DNA和RNA来控制基因表达活性

图片来源:medicalxpress.com

2016年8月4日 讯 /生物谷BIOON/ –可以结合DNA或RNA的蛋白质通常被分为不同类别,但近日来自瑞典和法国的研究人员通过研究揭示了p53蛋白结合DNA和RNA的机制,以及其如何在转录和蛋白质合成水平下控制基因表达的分子机制,相关研究刊登于国际杂志Oncogene上。

p53肿瘤抑制蛋白非常出名,因为其有能力结合DNA并且在转录水平上来控制基因表达,研究者通常会在人类癌症中频繁发现特殊的突变会抑制p53与DNA结合活性,然而p53同时还具有结合RNA的能力,但这种能力及其细胞生物学角色往往被p53的DNA结合活性远远盖过。

本文中,研究人员通过研究表明,p53可以通过与其负向调节子MDMX的mRNA直接作用来抑制调节子MDMX的合成,同时他们还发现,同RNA结合本身并不足以抑制MDMX的合成,而且在这一过程中还需要p53反式抑制结构域的存在。研究者指出,一种抑制DNA结合的典型p53突变往往被认为对于MDMX的合成有着差异化的活性。

最后研究者Robin Fahraeus表示,我们发现,并不能够结合DNA的p53突变蛋白或许对于mRNA的翻译具有一定效应,而且目前我们知道突变的p53会促进肿瘤的生长,但我们并不清楚隐藏在其活性背后的分子机制,但RNA的结合或许就为我们提供了一定的研究思路。后期研究人员还将通过更为深入的研究来对上述结果进行延伸,他们希望本文研究结果对于阐明癌症发生的机制以及开发特殊抗癌疗法或能够提供一定线索。(基因宝jiyinba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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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53 binds the mdmx mRNA and controls its translation

A-S Tournillon, I López, L Malbert-Colas, S Findakly, N Naski, V Olivares-Illana, K Karakostis, B Vojtesek, K Nylander and R Fåhraeus

MDMX and MDM2 are two nonredundant essential regulators of p53 tumor suppressor activity. MDM2 controls p53 expression levels, whereas MDMX is predominantly a negative regulator of p53 trans-activity. The feedback loops between MDM2 and p53 are well studied and involve both negative and positive regulation on transcriptional, translational and post-translational levels but little is known on the regulatory pathways between p53 and MDMX. Here we show that overexpression of p53 suppresses mdmx mRNA translation in vitro and in cell-based assays. The core domain of p53 binds the 5′ untranslated region (UTR) of the mdmx mRNA in a zinc-dependent manner that together with a trans-suppression domain located in p53 N-terminus controls MDMX synthesis. This interaction can be visualized in the nuclear and cytoplasmic compartment. Fusion of the mdmx 5′UTR to the ovalbumin open reading frame leads to suppression of ovalbumin synthesis. Interestingly, the transcription inactive p53 mutant R273H has a different RNA-binding profile compared with the wild-type p53 and differentiates the synthesis of MDMX isoforms. This study describes p53 as a trans-suppressor of the mdmx mRNA and adds a further level to the intricate feedback system that exist between p53 and its key regulatory factors and emphasizes the important role of mRNA translation control in regulating protein expression in the p53 pathway.

我国建成全球第四个综合基因组权威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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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生命与健康大数据中心团队题为“The BIG Data Center: from deposition to integration to translation”(北京基因组研究所生命与健康大数据中心:从存储到整合、再到转化)的研究论文被国际学术期刊《核酸研究》(Nucleic Acids Research)在线发表。这是我国首次以数据中心为模式整体发布我国生命组学数据资源建设情况,标志着我国建设综合性基因组数据资源获得国际同行认可。

我国建成全球第四个综合基因组权威数据库

北京基因组研究所有关人员表示,此前,国际上被认可的生物组学数据中心主要有美国的NCBI、欧洲的EBI及日本的DDBJ,要想在国际期刊发表论文,需要先将自己的原始数据提交到这三个官方指定的数据库中。“中国的生物组学数据产量约占全球的40%,是数据产出大国,却没有能够被国际认可的数据库系统,不得不将自己宝贵的数据资源交给他人代管。”

该数据库成为国际上第四个被认可的生物组学数据库。现在包括PNAS(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Cell Research(细胞研究)等核心期刊在内的多个国际期刊已经认可把数据提交到BIGD。

北京基因组研究所生命与健康大数据中心(BIG Data Center)肩负建成面向国家大数据发展战略的多层次生物组学数据资源系统的重要历史使命。目前的数据资源系统包括高通量测序的原始组学数据归档库GSA,围绕国家重要战略生物资源的基因组组数据库GWH,基于测序数据的基因表达数据库GEN,基于中国人群以及国家重要物种群体的基因组变异数据库GVM,基于全基因组DNA甲基化图谱的表观基因组数据库MethBank以及基于大众审编的生命科学维基知识库Science Wikis,初步形成了我国生命与健康数据汇交与共享平台,具备可服务于全球的基因组数据共享网络。(生物谷Bio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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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生物样本库综合应用与发展论坛

会议时间:2017.1.06-2017.1.07     会议地点: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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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MA Oncol:肿瘤基因检测技术在相同患者机体中或会出现不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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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MA Oncol:肿瘤基因检测技术在相同患者机体中或会出现不同结果

图片来源:medicalxpress.com

2016年12月20日 讯 /生物谷BIOON/ –近日,一项刊登在国际杂志JAMA Oncology上的研究报告中,来自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的研究人员进行了一项初步研究,对在相同癌症患者中进行的两项新一代遗传测序试验进行对比,结果发现两项测试结果可能存在明显的不同。

每年遗传检测用于对数千名癌症患者进行测试;对癌症相关的遗传改变进行临床测试目前正处于不断发展之中,因为研究者需要更好地将患者同有效的疗法进行匹配,研究者解释道,这些测试目前用来针对肿瘤的特性开发靶向作用的药物,当然有些测试报告有时候也会告诉科学家们停止试验。

然而研究者表示,目前针对个体而言并没有阐明不同测试检测结果的相似性如何;本文研究中我们就进行了这项研究,首先我们对接收来自两个检测平台报告的癌症护理实践社区的9名患者进行研究,两个研究平台分别为:FoundationOne和The Guardant360,第一个检测平台能够对肿瘤样本进行检测来对315个癌症相关基因以及28个其它的易于重排的基因进行特性分析;而第二个平台能够通过对患者的血液进行分析来检测释放到癌症患者血液中游离DNA的水平,该平台能够对70个基因进行检测。

在其中一名患者中,两种测试方法均未发现任何遗传改变,剩下的患者则存在45个遗传改变,而两种平台仅仅发现了10个(22%)遗传改变,对于两名患者而言,两个平台出具的报告并无匹配的结果;在8名携带鉴别出的遗传改变患者的检测报告中共提到了36种可能的疗法药物,其中两种检测方法仅能够对9种药物在相同患者机体中进行研究;而在其中5名患者中,所推荐的药物中并没有重叠现象。

研究者指出,本文研究表明,遗传测试结果或许因测试的应用方式而明显不同,由于两种类型的测试方法每年均对很多癌症患者进行了检测,因此研究结果在临床上是具有相关性的。相比The Guardant360平台而言,FoundationOne平台或许能够对更多的遗传改变进行检测,但研究者将两种检测方法的不一致性归结为其它原因。研究者认为,至少有其它两项研究结果相似,其中一项基于肿瘤组织取样,另一项研究对比了血液和肿瘤的检测方法。

为了改善新一代测序检测在癌症疗法的临床可用性,研究者表示,他们后期还需要通过更为深入的研究来对比在更多患者机体中进行的测试结果。(基因宝jiyinba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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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son of 2 Commercially Available 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 Platforms in Oncology

Nicole M. Kuderer, MD1,2; Kimberly A. Burton, PhD1,2; Sibel Blau, MD2,3; et al

精神病风险高不高,做个基因检测便知

基因君

精神病风险高不高,做个基因检测便知

几十年来,科学家对基因与重度抑郁症(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MDD)之间的关系知之甚少。近日《Nature Genetics》期刊的一项研究显示,15种基因变异或SNP(单核苷酸多态性)与MDD密切相关。

“我的研究小组花了十年多的时间寻找与抑郁有关的基因,但是之前一直没有成功,所以你可以想象这项发现让我们多么兴奋,”该研究的主要研究者之一哈佛大学精神病教授Roy Perlis说道。

发现这些基因变异对于识别高风险的人群很有意义,有助于我们采用更加先进、精准的治疗方法。

“但是这只是个开始,现在真正的难题是理解这些变异对人产生的影响,以及如何发挥作用。”

这项研究的数据来自个人基因组学公司23andMe。

精神疾病是一系列基因、环境和生活习惯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需要大量的数据才能得到确切的答案。

这项研究共分析了75600名患者的数据,并且这些患者均经过临床诊断,为抑郁症患者;另外,该研究还分析了231700名健康人(无精神病史,临床诊断无精神病)的数据。通过对比,最终研究者找出了DNA上15个与MDD有关的位点。(基因宝jiyinbao.com)

探秘基因之境–“J.Craig Venter先生访华行——基因组学分享沙龙”扬帆起航

基因君

探秘基因之境--“J.Craig Venter先生访华行——基因组学分享沙龙”扬帆起航

2016年12月16日,由泛生子基因主办的“文特尔先生访华行-基因组学分享沙龙”(Inspiring Genomics-J.Craig Venter’s visit in China)于京举行。本次沙龙汇聚了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Human Longevity Inc.董事长J.Craig Venter先生、中国科学院张亚平院士、中国工程院曹雪涛院士、中国科学院曾益新院士、美国杜克大学王小凡教授、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哈佛大学吴皓教授、知名分子生物学和生物化学学者傅新元教授等国际知名的生命科学领域学者,北京肿瘤医院季加孚院长、北京天坛医院张力伟院长、北京世纪坛医院李文斌主任等临床医学专家以及傲锐东源董事长何为无先生、泛生子基因首席科学家阎海教授、首席执行官王思振先生、首席运营官洪颖先生、中源协和常务副总经理李旭先生、贝达药业联合创始人兼总裁王印祥先生、百度战略合作部总经理孙建东先生等行业领袖,新天域资本创始合伙人于剑鸣先生、平安创投总经理张江先生、泰康之家副总裁邱建伟先生等投资界精英及数家财经、医疗健康、基因领域顶级媒体共同探讨基因组学最新研究成果、基因技术转化等热门话题。

探秘基因之境--“J.Craig Venter先生访华行——基因组学分享沙龙”扬帆起航

图:沙龙现场

本次沙龙主持北京傲锐东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何为无先生在致辞中提到,J.Craig Venter先生被誉为“21世纪领军科学家”,曾参与人类基因组计划,并推动人类基因组计划得以提前完成。他与团队利用电脑设计、在实验室中以化学方法合成了有史以来第一个人工生命体,并在今年再次取得生命科学领域的重大突破——其设计制造出了仅包含473个基因的人工合成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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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何为无先生致辞

文特尔先生在随后的主题演讲中介绍了基因组学研究意义、近期取得的成果及未来目标,并在对抗衰老及相关疾病方面深入全面地阐述了自己看法,他表示:“每个个体独特的基因组合,预示着个体特征及其接受的疾病治疗方法。通过基因测序发现位点突变,可以从分子层面更科学的解释疾病发生机制。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万人基因组深度测序,发现超过1.5亿个基因变异。”这些变异的发现将会是健康科学时代的开始,为人类建立基因型、表型,以及各类性状之间的关系提供可能。“此外,我们已经与多家企业合作得到具有临床信息的样本及健康人群数据,经过大数据的计算与分析,可预测出生命特征和衰老趋势,未来将进一步通过干预手段、改变生活方式等达到健康长寿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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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J.Craig Venter先生主题演讲

中国作为基因组学研究的重要力量在国际舞台上持续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北京协和医学院校长曹雪涛院士表示:“在基因组学领域,中国虽起步较晚,但作为人类基因组计划中唯一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仍承担了1%的测序工作。”近几年,中国政府愈发重视医学创新,今年夏天召开了全国性卫生会议,提出健康中国2030战略。“一方面有了政策的扶持,另一方面需尤其关注基础科学的研究及临床转化应用,同时向西方学习先进工具,相信凭借中国的人口优势,可更快完成相应临床试验,加之在座诸位的领军前进,大家共享前沿知识,相信可以更快解决更多的医学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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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曹雪涛院士《Th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of Medical Research in China》主题演讲

人类已经进入了功能基因组学时代,目前,基因技术在癌症领域的诊断和治疗应用备受关注。“基因组学提供的海量信息,可以用来判断癌症的发生原因、发展状况和可能的变化趋势,并可依据已知的基因序列和功能设计药物”,杜克大学讲席教授、泛生子基因首席科学家阎海教授在主题演讲中谈到,“泛生子作为一家深耕基因组学在癌症领域科研及临床转化的公司,就是希望运用基因技术平台,与临床、科研专家一道,为癌症患者、癌症高危人群及健康人群,提供可靠的分子诊疗方案和专业的癌症遗传风险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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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阎海教授《基因组学技术在癌症诊断治疗上的应用》主题演讲

接下来,嘉宾就基因技术临床转化、中美两国产业环境差异化、基因技术发展前景等问题展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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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秘基因之境--“J.Craig Venter先生访华行——基因组学分享沙龙”扬帆起航

探秘基因之境--“J.Craig Venter先生访华行——基因组学分享沙龙”扬帆起航

探秘基因之境--“J.Craig Venter先生访华行——基因组学分享沙龙”扬帆起航

图:讨论现场

作为近年来生命科学研究的前沿热点问题,基因组学一直深受广大科研及临床人员的青睐与关注。无论是以全基因组测序为目标的结构基因组学,还是以基因功能鉴定为目标的功能基因组学,都在为揭示生命的奥秘而各展所长。作为癌症精准医疗领域的先行者,泛生子将继续携手各方力量,推进基因组学的相关研究,加速其临床转化与应用,为提升、保持和管理大众健康、攻克癌症和提高生活质量做出自己的贡献。(生物谷Bioon.com)
 
关于泛生子基因:
泛生子基因科技有限公司,世界领先的精准医疗专家,致力于以覆盖癌症全周期诊疗各个环节(风险评估、早期筛查、分子病理诊断、用药指导和预后监测)的健康管理产品,将基因组学有效应用,协助医疗专家、科研机构等,为癌症患者、癌症高危人群及健康人群,提供可靠的分子诊疗方案、专业的癌症遗传风险评估。
成立短短两年多时间内,泛生子已建成国际先进的多元化检测技术平台及生物信息分析平台,成立了美国北卡、中国北京双研发中心,并在北京、上海、杭州建成了总面积超过8,000平米的临床医学检验中心。未来,泛生子将以专业的市场、产品、医学、科研团队、覆盖中国的销售网络,以及自身强大的癌症基因组学基础和高效的临床转化能力,竭力服务中国乃至全球的癌症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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