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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中国正面临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阵痛期，未来的发展必将依靠科技创新驱动。30年前，美国生物医药行业在全球的创新崛起无疑可以为中国当下提供有价值的借鉴。
短短30年，美国一跃成为全球现代生物技术产业的“领头羊”，即使在经济衰退时期，也依然表现出蓬勃的创新力和发展力。成功的秘密何在？从大学实验室走出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功不可没，但与此相关的一系列组织模式和市场机制的变革同样不可忽视。
今年“两会”期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明确强调，要实施生物医药重大项目，将其培育成主导产业之一。这引起了业界和行业人士的高度关注。《赛先生》将陆续刊发“美国生物技术产业之鉴”系列文章，详细解剖美国生物医药行业发展轨迹、组织模式和市场机制，以飨读者。
沈茜蓉（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研究助理）
比尔·盖茨曾经预言：超过我的下一个世界首富必定出自基因领域。生物产业究竟拥有怎样的魔力，让连续13年蝉联全球首富的盖茨也为之倾倒？
美国的现代生物技术产业自20世纪70年代末起飞，到现在不过30多年，美国却已经成为全世界生物技术产业毫无疑问的“领头羊”。当今的基因工程药物多数源自美国，全世界的生物科技公司，美国占了三分之二，即使在经济衰退中，也依然表现出蓬勃的创新力和发展力。
成功源自变革。20世纪70年代，分子生物学的发展彻底改变了制药行业研发新药的模式，也带来一种全新的经济组织模式。在此之前，药物研发是在制药公司内完成，少有学术界的参与。很少有人真正明白药物发生作用的分子机制，开发出新药如此之难，就像中彩票一样，以至于制药公司们都在等着专利过期，以毫不费力地推出仿制药。
而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几乎所有引领行业的技术，都是从大学里诞生的。科学家们带着在实验室中做出的最前沿发现创立公司，在风险投资的支持下进行进一步的研发，并和大型的制药公司以合约的方式进行合作。这种新的组织模式，即依赖大学里的科学研究作为产业发展的引擎，以市场机制而非国家规划引导科学研究和创新产业的秩序，成为美国现代生物技术产业成功的秘密。
这种发展模式在美国诞生并非是自然而然的。其实，大学中早已有市场化的尝试。1962年，美国就已经有大学开始建设产业园区。那一年，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假借一家不存在的公司的名义，向全国81所大学发出了合作的邀请，结果出人意料地收到了78封热情洋溢的回信。
然而，少数科学家的热情在当时遇到了重重阻碍。首先，战后美国的科学界一直尊崇一种“纯学术”的态度，科学家去创业，被认为是踩过了界；其次，当时美国的政策法规对于专利买卖中的知识产权保护、大学科技成果产业化中的收益等问题还有许多限制；最重要的是缺钱——根本没有足够的风险资本投向高风险、高投入的高技术创业项目。
扭转全局的变化就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短短几年里发生了。纽约州立大学阿尔巴尼分校社会学系副教授Elizabeth Popp Berman的着作《创造市场大学：纯科学是如何成为经济引擎？》（2011年），重点追溯了这短短几年中，美国在国际贸易、政治、经济领域所发生的重大转变和在科学领域所引起的连锁反应。在她看来，这些变化不仅催生了一个千亿美元的创新产业，也创造了一种全新的看待科学的文化观念。
故事从1969年尼克松时代开始。在尼克松总统上台之前，美国的经济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增长（从1961年开始）。对于20世纪60年代的约翰逊总统来说，经济根本不是一个重要的政治议题，他的注意力都被遥远的战争占据了，而科学研究则很大程度上是以国防需要为导向的，大学里的教授享受着源源不断的、丰厚的、来自国家的资助，不需要考虑科学发现与市场需要之间的关系。
但是，衰退似乎在一夜之间就到来了。生产率的增长在整个60年代保持在3%，却在1969年跌到了0.2%；通货膨胀在整个60年代保持在2%以下，却在1970年史无前例地增长到了6%。经济问题一下子成了重要的政治议题。
几乎是在同时，美国商贸部的经济学家Michael Boretsky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他指出，在战后几十年中，美国一直是“世界工厂”，保持着贸易顺差；然而在60年代末贸易顺差已经接近为零了。Boretsky认为，美国的贸易顺差一直以来依赖于高科技产品的出口，然而从60年代中期开始，高科技领域的国际贸易平衡已经被打破，其他国家在高科技领域迎头赶上，美国的优势不再。这份报告在当时引起轩然大波，制定针对创新的经济政策，成为70年代每一任总统必须交上的作业。
面对衰退，产业界也坐不住了。企业家们，特别是那些来自拥有庞大研发部门的大型企业的董事长们，开始对国家的创新政策忧心忡忡，他们纷纷前往华盛顿，不断游说政府做些什么。企业家们以鼓励创新为说辞，心中真正想的却是减税和放松监管。
同时，人们也注意到了1967年由白宫创新发明委员会发表的《查皮报告》 （Charpie Report）。这份关于科技创新环境和管理的报告主要反映了商界的观点。撰写这份报告的16个成员中，有11个来自于产业界或律师事务所，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成为70年代华盛顿关于创新政策大论战中举足轻重的人物。
这份报告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视角：在公司中的创新，而非政府主导的创新。它强调了小的公司、企业家和风险投资人所起到的举足轻重的作用，并指出事实上研究开发经费只占了创新实际成本中很小的一部分。报告最终建议，政府应该创造一个让私人创新蓬勃发展的环境，而不是去直接发展创新。这样一个观点，最终在70年代的政治观点博弈中胜出了。
终于，经过漫长的政治博弈过程，在里根总统的任期上，联邦政府终于确立了市场主导的创新政策。里根总统曾发表过一番经典的言论：“直接的政府投资就能带来工业界的创新，对于这种观点我是嗤之以鼻的。能够带来创新的只有好的经济环境。政府支出缩减，监管形式改革，稳定的货币政策和税收政策，将会激励企业界更多地投资在新的项目和研究上。”
由此，一个新的时代来临了。
参考文献：
[1]Berman， E. P. 2011. Creating the market university： How academic science became an economic engin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Berman， E. P. 2008. Why did universities start patenting？ Institution-building and the road to the Bayh-Dole Act.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38(6)， 835-871.
[3]Powell， W. W.， Packalen， K.， & Whittington， K. 2012. Organizational and Institutional Genesis. The emergence of organizations and markets， 434.(生物谷Bioo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