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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洋彼岸，近日的一场有关生物科技的专利聆讯竟然如此热闹——到底谁将拥有CRISPR-Cas9的知识产权？这已经不是一场简单的“官司”，毕竟CRISPR-Cas9作为基因编辑工具，给学界带来了革命性变化，估值数十亿美元。
11月6日上午，100多人排队等候在美国专利商标局的聆讯室前。清早5点45，一位专程请了一整天假的专利律师首先到达。6点15分，第二位到达的是位生物技术投资人。队伍里的这些人大多周身黑灰色，西装革履，戴黑框眼镜，踩黑色软鞋。他们中不乏专利律师、投资人、生物科技产业代表和记者。
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的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
“学界有传言说博德研究所（Broad）偷走了加州伯克利大学的发明。”一个人小声嘀咕。
“但是如果我们把博德研究所的行为看作发现而非发明，那会怎样？”另一个人不置可否。
早上十点，狭小的聆讯室里挤满了大约70人。室内摆着一张长木凳，三把椅子，角落里插着一面美国国旗，每堵墙上安着一个网络摄像头。三位负责专利审讯的法官和上诉委员会步入会场时，全体起立。聆讯室内气氛紧张，面前的案件将会对未来数十年产生重要的影响。
争议中的CRISPR专利
CRISPR是一种基因编辑技术。该技术用于修剪DNA，替换或修改基因，并且精确度极高。虽有争议，但CRISPR在一些人眼中已俨然成为了十年来最伟大的生物科技发明。通过收取授权费，这项技术的拥有者定将日进斗金，财源滚滚。虽然卷入这场专利之争的两位科学家都告诉《纽约客》，他们将免费向研究者开放该知识产权。但是对于想要使用该技术的商业公司来说，他们可能收取一定授权费。
“这项知识产权的商业价值不可估量，毫不夸张的说，这将是一个天文数字，达到数十亿美金。” 旁听聆讯的纽约法学院副教授雅各布·谢尔考（Jacob Sherkow）向媒体表示。成为这项发明的真正主人，还意味着名誉、奖项，以及随之而来的奖金。
CRISPR现阶段已经应用到一些科研中。这种基因编辑工具可以创造一种抗疟疾的蚊子，一种异乎寻常的雄性比格犬，还有一种微型宠物猪。不仅如此，CRISPR还有希望用于治疗基因疾病，比如镰状细胞性贫血症和囊胞性纤维症。中国已有临床试验将CRISPR用于编辑癌症患者的免疫细胞来抗击肺癌。
这场专利之争的关键在于一些技术问题。今天的聆讯中，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微观生物学家艾曼纽·卡彭特（Emmanuelle Charpentier）作为一方与另一方博德研究所和麻省理工学院进行了口头辩论。博德研究所声称，他们将CRISPR应用于编辑动物和人类细胞的行为没有侵犯伯克利的专利申请。伯克利则认为他们的确有侵权行为，因为没有伯克利的探路性工作，博德研究所根本无法取得现有的成就。
旁听聆讯的谢尔考认为，双方都搁置了发明者归属，不去争辩谁先涉足了该领域，转而试图描述领域内的面貌。
一切都始于2012年伯克利的生化学家詹妮弗•杜德纳和艾曼纽·卡彭特以及其他科学家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称CRISPR-Cas9技术能够改变DNA的特定片段。此后不久，杜德纳于提交了专利申请。
2013年，在另一篇科学杂志的论文中，麻省理工学院的生物工程科学家张锋和他的团队发展出一套CRISPR系统，可用于编辑小鼠和人类基因。张锋向美国专利商标局申请了快速审查。因此，在2014年4月美国专利商标局早于授予伯克利专利，授予了他CRISPR-Cas9的专利。此后博德研究所和麻省理工学院得到了一系列CRISPR相关专利。伯克利因而要求专利商标局进行所谓的“抵触程序”，并重新评估，决定谁是基因编辑工具CRISPR-Cas9的发明者。
MIT的生物工程科学家张锋是诉讼案一方的关键人物
由于诉讼于今年1月受理，到目前为止双方都已提交了大量文件。他们争论的焦点不仅在于谁发明了CRISPR，还有谁首先解决了这项科技关键问题。这就是龃龉所在。伯克利认为2012年杜德纳的研究发表后，任何人都能够将这一技术用于编辑真核细胞（一种人类和动物细胞）。这一技术的衍生发展显而易见，易如反掌；因此张锋的专利缺乏法律依据。博德研究所则认为，这绝无可能，将理论知识真正应用于编辑复杂器官是一次巨大的进步。张锋获得专利是实至名归。
这就是此番聆讯会的主要内容。伯克利的代理律师托德·沃尔特（Todd Walters）提出，杜德纳的研究发表后，六个研究小组尝试将CRISPR运用于真核细胞，他们都沿用杜德纳的方法，没有什么秘密研究。张锋和他的团队成功的可能性极大，并且他们同样沿用了传统方法。他意指张锋在成功应用CRISPR编辑人类和动物细胞中，没有任何独特贡献。
张锋团队是否有“独特贡献”
然而，博德研究所的律师史蒂文•椎布斯（Steven Trybus）强烈反对这一论断。他说，尽管其他小组正尝试将CRISPR应用于编辑人类和动物细胞，但无人在张锋之前成功。因此，虽然的确存在成功的可能，但并不是所谓的“可能性极大”。椎布斯说，“成功可能性极大”这一说法2012年前不存在，2012年之后也不存在。
法官似乎对伯克利“将CRISPR应用于真核细胞易如反掌”的论断持怀疑态度。黛博拉•卡茨（Deborah Katz）法官提出疑问，如果真的易如反掌，杜德纳为什么自已不去做？
沃尔特解释说，因为杜德纳于2012年发表论文后，她的实验室短期内不具备将CRISPR应用于真核细胞的设备。卡茨法官还问道，如果加州大学的科学家明确声明过将CRISPR应用于真核细胞是可行的话，这些声明是否记录在案。沃尔特没有回答这一问题，但是表示杜德纳曾说过将CRISPR应用于真核细胞“目前具备很大的可能性”。另一位法官萨莉•莱恩提出，杜德纳本人曾经说过“在将CRISPR应用于真核细胞的过程中失败了很多次”。
“我初步印象是博德研究所的律师提出的问题十分切中要害，” 谢尔考说道。“法官对沃尔特的盘问严厉得多。”
20分钟的口头辩论里，沃尔特还认为法官关注点不正确。几个月前法官就决定把聆讯会重点关注CRISPR在任何真核细胞中编辑基因组的应用上。但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声称，他们的专利声明讲的是一种可以应用于各种细胞，包括真核细胞的方法。所以法官不应该只关心CRISPR在真核细胞中的应用。
这场唇枪舌剑持续了大概一个小时，身着黑衣、系着黑红条纹领带的理查德•谢弗法官抬起头，宣布案件移送审查。 他说：“论据完整。”
全体起立。一离开聆讯室，大家马上开始讨论案情。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罗伯特•库克迪根教授曾经领导过杜克大学的基因伦理、法律和政策中心。和在座许多人一样，他认为法官倾向否定伯克利的论据，不过也没有任何实质性的线索来判断法官的真实想法和决定。
谢尔考认为，专利之争的最终判决会于明年一月末或二月初下达。法官可能决定剥夺博德研究所和麻省理工的专利，将知识产权所有权授予伯克利；他们也可以选择维持现状。或者他们还可以把一部分专利判给博德，一部分给伯克利。库克迪根说：“有可能出现两个赢家，也有可能两个输家。并不需要一个赢家独得所有好处。”
谢尔考认为，不管结果如何，这个案件肯定会被提到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也许好几个月甚至好几年后，才会有最终定论。
可以明确的是，法庭不太可能给出结论，谢尔考说道， “我有种开弓没有回头箭的预感。” 双方都在本案投入了数百万美元，如果伯克利和博德有就此罢休的意愿，好几个月前这件事就该了解了。不过他们也可能在美国专利商标局最终判决后改变想法。谢尔考最后说：“这会是一个影响重大并且内容丰富的判决。”